三星s6352三国蜀汉后期诸葛亮夺权的惊天秘密!-水煮野史

发布时间:2014-10-10编辑:admin阅读:197

    三国蜀汉后期诸葛亮夺权的惊天秘密!-水煮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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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苏菲浅,是蜀汉丞相诸葛亮陨落五丈原的日子。古人有诗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是当年身便死,一生忠奸谁人知?”寥寥28字,道尽了世间知人之难。所以,古人崇尚的是“盖棺定论”,但诸葛亮却似乎是个特例。他去世之后,关于他一生的忠奸问题非但没有“盖棺定论”,相反却引起了无数争议。
    论其忠者,多着眼于他临危受命托孤之际的感激涕零、《出师表》里反复言之的鞠躬尽瘁、六出祁山力求复兴的死而后已等等;论其奸者,则将注意力放在与他有关的诸多流诛疑案,如关羽的覆败、廖立的流放、刘封的诛死、李严的废徙等等,以及他毫不掩饰的大权独揽等方面。乍然听来,各自都颇为有理。
    但是,无论忠奸,诸葛亮的身份之中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他确确实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权臣。刘禅自谓“政由诸葛氏,祭则寡人”,陈寿也总结:“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也许,通过追踪诸葛亮的权臣之路,有助于我们对笼罩在他身上的忠奸难辨的迷雾产生些许新的理解
    02
    公元223年,刘备攻吴失败。收合散卒、退驻永安宫的时候,他隐约感觉自己的英雄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但他仍然十分希望自己还能够回到成都。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十月份,他曾下诏令丞相诸葛亮营建南北郊祀于成都,即是此种希望的明证。
    所谓“郊祀”,是古代帝王正本清源构建谱系、向苍天神祉告示注册的一种仪式。3年前关羽军团的全军覆没、两年前东三郡的孟达之叛、今日的夷陵惨败,使原本在汉中之战后形势一片大好的蜀汉集团转瞬间再次落入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困境。
    刘备此时此刻急着营建南北郊祀的目的十分明显:完全是为了借助这种秉承天意的祭祀活动为蜀汉集团的存在寻找理论上的依据,借助向天意注册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进而稳定集团内部暗潮汹涌的人心浮动。
    但是,这场重要的郊祀最终被迫流产。是年冬十二月,刘备的身体状况大幅度恶化。对这位一生四处流浪、打拼多年、身上伤痕累累、年过六旬的老人而言,身体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极其危险。刘备身体状况的恶化进一步加剧了蜀汉集团内部的动荡不安。是月,汉嘉太守黄元举兵反叛。
    章武三年春二月,丞相诸葛亮匆匆自成都赶往永安宫。三月份,刘备病重,正式托孤于诸葛亮:“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诸葛亮感激涕零,拜于床下:“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刘备回头对侍立床头的儿子鲁王刘永嘱咐道:“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年幼稚嫩的刘永(是年不到10岁)被如此庄重肃穆的气氛震慑得有些惶恐,他懵懵懂懂地点点头,答应了父亲的要求。实际上,除了内心的惊慌失措,刘永什么也没有体会到——甚至包括对父亲即将去世而应有的悲哀之情。
    对留守成都的太子刘禅,刘备另外留下一道遗诏:“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四月份,一代枭雄刘备病故。
    五月份,后主刘禅继位于成都,改元建兴。随即,诸葛亮进爵武乡侯,领益州牧,开府治事,开始了他后半生扑朔迷离的权臣生涯
    03
    刘禅继位之后的最初几年里,蜀汉集团确实如刘备临终之际所希望的,做到了军、政分离,互不侵犯,界限分明。诸葛亮“政事无巨细”,全部包揽,并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和江东集团恢复友好同盟关系这一课题之上;李严留镇永安,都护诸军,积极寻求解决南方诸郡叛变问题的方法:“都护李严与(雍)闿(建宁郡叛军首领)书六纸,解喻利害,闿但答一纸曰……”
    建兴元年,诸葛亮爵升武乡侯,开府治事。相对应的,李严也于此年受爵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九卿之一,“掌宿卫宫殿门户,典谒署郎更直执戟,宿卫门户,考其德行而进退之。郊祀之事,掌三献”)。武乡侯对应着都乡侯(前者级别稍高);开府治事是政事上的一种特权,假节是军事上的一种特权;三公级别的丞相对应着九卿级别的光禄勋。
    除了权力分配上的界限分明之外,蜀汉集团对他们的待遇也基本上一视同仁(诸葛亮稍高一些)。
    这种权力上的互不侵犯、界限分明和行动上的互相配合、互为支援——如在策反孟达之事上二人的亲密合作。李严写信给孟达:“吾与孔明具受寄托,忧深责重宋培伦,思得良伴。”诸葛亮亦寄书孟达:“部分如流,趋舍无滞,正方(李严字正方)性也。”——如此种种,使风雨飘摇的蜀汉集团终于艰难地渡过了危险期,渐渐进入固本培原的阶段。
    一切都显得那么融洽与和谐。
    但是,暗流却在寂静无声中渐涌渐烈
    04
    建兴二年,诸葛亮领受益州牧之职,标志着他和李严之间权力平衡的天平开始发生了倾斜。
    相对于曹魏和孙吴,蜀汉集团疆域本来就狭小,荆州覆败之后,更是只剩下益州一州之地。刘禅统治下的蜀国的全部疆域就是益州,诸葛亮领受益州牧,利索夫斯基等于变相地换了个名称职衔来代替刘禅全权统治蜀国(汉末的“州牧”们拥有对所属州郡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等方面的全部统治权)。由此,益州治下的各级地方大员如太守、都督等在名义上出现了两重上级:一重是皇帝刘禅领头的蜀汉朝廷;一重是诸葛亮为首的益州牧府。
    这些大员们也拥有了双重的身份:一方面他们是直属刘禅的臣子;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直接受诸葛亮辖制的下属。理论上说来,他们必须同时对刘禅和诸葛亮直接负责。
    作为丞相,诸葛亮固然已经专断了蜀汉集团的所有政务,但他却无法逾越刘备临终前做出的军、政分离的托孤诏命。领受益州牧恰恰是对刘备的托孤遗诏的一次极其高明和成功的规避。作为丞相的诸葛亮仍然严格恪守诏命,坚决不染指军事;但由于“州牧”的职责权限所在,作为益州牧的诸葛亮不但有权力,而且理所当然地可以插手管理益州(也就是整个蜀汉集团)的所有军政事务。
    我们不得不佩服,这是诸葛亮在他的权臣之路上所下的一着精彩绝伦的妙棋。
    李严在政治斗争中迟钝的嗅觉使得他对此事背后的隐义全然没有感知。
    如果说建兴二年出任益州牧为诸葛亮插手蜀汉集团的军事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的话,那么,建兴三年的南征在诸葛亮的权臣之路上则具有实质性意义。
    “三年春,亮率军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
    诸葛亮南征的意义,就整个蜀汉集团而言,在于为日后的北伐扫清障碍,营造出一个相对安稳的后方;但就诸葛亮的权臣之路而言,南征之役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使诸葛亮的手由理论转为实际,顺利地伸到了军队之中。
    “时南方诸郡不宾,诸葛亮将自征之,(王)连(时任丞相长史)谏以为:‘此不毛之地,疫痢之乡,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亮虑诸将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连言辄恳至,故停留者久之。会连卒。”
    与其说诸葛亮坚持亲征的原因是“虑诸将才不及己”,倒不如说是为了实现自己插手军队的目的更为确切。南方三郡的叛乱始于刘备去世所引发的动荡,刘备死后,“亮以新造大丧,故未便加兵”。没有立刻采取军事手段解决这场叛乱的原因很多,如南方三郡多与孙吴牵扯不清,不重新达成与孙吴的同盟关系,贸然用兵是不妥当的。但是,因为要为刘备守孝而放纵叛乱,绝对不是诸葛亮不出兵的真实理由。
    诸葛亮达于治变,深知权衡,不可能被儒家迂腐的“三年之孝”理论(国孝期间,不得用兵他国,他国亦不得加兵于守孝之国,否则,则被视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举)所左右。曹操遗诏:“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乱世不行古制,崇尚变通,非但曹操一人如此。
    明哲知变如诸葛亮者乐清房产网,岂会迂腐到任由国家动乱败坏,却守着一些儒家教条死活不肯松手?建兴二年出任益州牧,解决了自己插手军事的理论依据,建兴三年就迫不及待地要亲自南征,诸葛亮的用意已经相当明显。更明显的破绽是:刘备建兴元年四月去世,诸葛亮建兴三年春出兵,中间时隔不到两年,根本就没有做到“三年之孝”。倒是蜀汉帝国赋闲在家的年轻皇帝刘禅确确实实为他老头子守了整整3年的孝。这一点在后来谯周的奏疏中被重点提及:“陛下天资至孝,丧逾三年,言及陨涕,虽曾闵不过也。
    05
    除了顺利地将自己的手伸进了军队之中外,南征之役对于诸葛亮的权臣之路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它大大地提升了诸葛亮在益州乃至整个蜀汉集团内的威望。此消彼长,这对威望原本就不如诸葛亮的李严自然极为不利。
    挟南征胜利之势,建兴五年,诸葛亮向刘禅提交了他那份著名的《出师表》,决定率军北伐中原。撇开此表的思想主旨不谈,我们会发现:其中没有一字半句是在“征求”(即使是做做样子)刘禅关于北伐可行与否的意见,诸葛亮单方面已经就北伐作出了决定,此表只是对留在成都家里的刘禅的一份苦口婆心的教训(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和嘱托(陛下亦宜自谋……)。
    诸葛亮对自己出远门,而将刘禅留在成都很不放心,对“后方生变”怀有一种强烈的担忧。但北伐势在必行,刘禅也势必只能留在成都。诸葛亮深知,仅仅凭借一份张嘴先帝长闭嘴先帝短的《出师表》,是不能保证后方成都的稳定团结的。一生谨慎的他另有安排:
    “丞相亮将北征,往汉中,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以(董)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先帝简拔以遗陛下,至于斟酌规益,进尽忠言,则其任也。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若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寻请祎为参军东邮网,允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
    虎贲中郎将者,主宫中虎贲宿卫,掌宿卫侍从。按照蔡质《汉仪》的记载,其下辖虎贲卫士1500人左右。不过,董允这个侍中兼虎贲中郎将的权限显然不止于此,“统宿卫亲兵”,下辖所有的宫中卫队,并不仅仅限于虎贲卫士。
    董允,掌军中郎将董和之子鱼群算法。董和,字幼宰杨智媛,荆州南郡人,和诸葛亮关系极为不错,“共为欢交”简晓育。对于董和的为人和工作态度,诸葛亮推崇备至:“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故人之子董允跟随诸葛亮多年,自然是诸葛亮可以完全信任的心腹。
    董允秉承诸葛亮旨意,对刘禅的控制相当有效:“攸之性素和顺,备员而已,献纳之任,允皆专之矣。允处事为防制,甚尽匡救之理。后主常欲采择以充后宫,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后主益严惮之。”
    农民伯伯们年成好时多收了三五斗,还打算着讨房小老婆;一国之君刘禅想多娶几个小妾,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可悲的是,刘禅的这点小打算在董允的激烈反对下流产了。这件事情极具代表性,可以让我们很清楚地窥见刘禅的傀儡岁月的概况:一名普通的侍中兼虎贲中郎将,本没有任何权力去干涉君主的私生活,更没有权力去左右君主的私生活,但诸葛亮安插在刘禅身边的董允就具备了这样的权力。
    董允力量的强大强烈地反衬着刘禅这个傀儡的彻底程度。
    董允被安插到刘禅身边,显然不会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言,是为了让他去给刘禅提供政事上的咨询三星s6352,去对刘禅多提些“兴德之言”。其担任虎贲中郎将统领宿卫亲兵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护卫刘禅,倒不如说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刘禅,防备宫廷之中变生肘腋。其“处事为防制”的原则正适应于这一目的
    06
    《出师表》中有一句话相当耐人寻味:“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所谓的“宫中”,自然是刘禅的宫中;所谓的“府中”,则指的是诸葛亮的丞相府和益州牧府。
    诸葛亮开府治事和领益州牧之后,蜀汉集团的统治秩序在理论上变得极其混乱,同时存在着3个同等级别的秩序层:蜀汉朝廷、诸葛亮的丞相府官属、诸葛亮的益州牧府。蜀汉集团的最高命令和文件有时候来自朝廷,有时候出自丞相府,有时候又盖着益州牧的朱红大印。
    对刘禅或者是李严而言,蜀汉集团这种混乱如麻的统治秩序,足以让他们完全手足无措,进而无法对局势施以有效的控制。但对诸葛亮而言,这种混乱正是他所想要的。
    针对不同的具体状况,诸葛亮可以在这3个秩序层中游刃有余地做出最佳选择,进行处理:或以朝廷的名义,或定性为丞相府的“家事”,或行使益州牧的权限。这种便利使得诸葛亮对蜀汉政权的控制显得相当得心应手。
    这是因为各个秩序层都受到了诸葛亮的严格控制。
    第一,蜀汉朝廷之中,诸葛亮安插了诸多亲信。侍中兼虎贲中郎将董允就是其中之一。其余如陈震(尚书令)、向宠(中部督,典宿卫兵)、杨洪(蜀郡太守、越骑校尉)、费祎(黄门侍郎)等等也均是诸葛亮的心腹。
    第二,丞相府开府之后,大量人才被网罗进了丞相府卜卦韩文版。如蒋琬(丞相府长史)、马谡(丞相府参军)、马忠(丞相府门下督)、廖化(丞相府参军)、宗预(丞相府主簿、参军)、王连(丞相府长史)等等。
    第三,益州牧府也没有空着。不过,和丞相府注重延揽经世致用之才有所不同,益州牧府所汇聚的多是著名的儒士学人,如五梁(功曹)、秦宓(别驾)、杜微(主簿)、谯周(劝学从事)等等,均是益州的著名学者文士。
    当然,这3个秩序层各自并不孤立,也存在着交叉现象。如蒋琬最初归属于丞相府,后来则进入了蜀汉中央朝廷;费祎既做过黄门侍郎,也曾担任过诸葛亮的丞相府参军。这种有机交叉自然使诸葛亮对蜀汉集团的控制力更上层楼。
    和曹操的魏国→冀州牧→东汉丞相这种同心圆结构式的逐级递进的专权统治模式所不同的是,诸葛亮在蜀汉集团的专权统治模式是由上述3个平行的秩序层有机构成的。出现这种差异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曹魏集团所控制的疆域范围广阔,非递进式模式不能将专权统治的力量完全辐射到帝国的各个角落;蜀汉集团仅有一州之地,疆域狭小,则很适合这种平行的多层次的专权统治模式。
    之所以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这句话耐人寻味,是因为它透露出了两点重要的信息:
    第一,刘禅和诸葛亮之间的关系有些貌合神离,双方互存防备之心。否则诸葛亮就不必担忧会出现宫府相别、“不宜异同”之事。
    第二,北伐之前,诸葛亮并没有完全控制宫中官署,相反,宫中官署之中大概有许多刘禅的亲信。所以诸葛亮才会任命董允担任侍中兼虎贲中郎将,对其加以防范
    07
    “扶不起的阿斗”这句俗语使得刘禅在中国昏君榜上名列前茅。但让人遗憾的是,这句俗语本身就存在着极大的误解。
    误解之一:刘禅小名叫“阿斗”。
    “阿斗”之名最早见于《三国志·刘封传》,出现在孟达写给刘封的劝降信中:“自立阿斗为太子已来,有识之人相为寒心。”但如果要问一句,刘禅为什么又叫做“阿斗”的话,恐怕没有人回答得上来,多数只能以“小名”、“乳名”之类的揣测搪塞了事。
    其实,刘禅又名“阿升”,而非“阿斗”。
    《襄阳记》记载:诸葛亮娶襄阳名士黄承彦之丑女为妻,“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承彦是黄承彦的字。按照当时襄阳乡俗,取字之首加一“阿”字为其小名,故呼黄承彦为“阿承”。
    建安十二年(207年),刘禅在新野(今河南新野)出生,曹军南下后,刘禅随刘备来到襄阳,并在那里生活了几年,他有一个“阿斗”这样的小名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刘禅的两个字(一字公嗣,一字升之)里面均无“斗”字。而如果我们查阅古词典,就会惊讶地发现:古“升”字与古“斗”字在字形上面极其相似,稍不留神就会混淆不清七人食客。刘禅“阿斗”之名实际上是史书在漫长的流传、抄录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笔误。
    这个笔误在近代训诂学中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扶不起的阿斗”这句俗语却已经深入人心,不可更改了。
    误解之二:诸葛亮“扶”过刘禅。
    所谓“扶”郴房网,当是协助、辅佐之意。让刘禅自己走路,诸葛亮在旁边看着、搀着,那才叫做“扶”。但是,诸葛亮当政期间,他从来都没有给过刘禅实习处理蜀汉集团政务的机会。非但在自己任内如此,在他指定的继承人蒋琬执政期间,刘禅也没有得到任何亲政的机会。史书《魏略》如此记载:“琬卒(延熙九年),禅乃自摄国事。”
    将蒋琬之死看成刘禅亲政开始的标志实际上也是一个误解。刘禅确实是在延熙九年开始亲政的,只不过其标志性事件不是蒋琬之死,而是“以侍中守尚书令,为大将军费祎副贰”的董允的去世。董允自诸葛亮时代即开始受命担任内职统领宿卫控制宫廷,刘禅对其极为“严惮”。他的去世意味着刘禅终于甩掉了诸葛亮套在他脖子上的枷锁。蒋琬与董允死于同一年,故《魏略》会有如此张冠李戴的记载。
    不管诸葛亮不让刘禅染指政务的动机如何,蜀汉集团在诸葛亮和蒋琬时代实现了所有权(刘禅)和管理权(诸葛亮、蒋琬)的分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极为先进的现代公司管理模式出现在蜀汉集团,绝对不是什么先进的管理思想付诸实践的成果,而仅仅是出于现实的无奈
    08
    刘禅这个人有些不可捉摸。
    《三国志·后主传》纯粹是一篇敷衍了事的作品。除了流水账似的记载着某年某月某地发生了某事之外,传记中再没有别的内容。这使得我们对传主刘禅的了解完全陷入了云里雾里花脸稿。我们不清楚刘禅的性格特征,不了解他的喜怒哀乐,不知道他有何自主的行为。
    总之,刘禅的真实形象被这篇极端枯燥无味的传记隐藏了起来——陈寿在刘禅一朝为官多年,他不可能不清楚足以托出刘禅的基本形象的一些具体事例,但他却在塑造刘禅形象方面不着一字,殊为可怪。
    陈寿为刘禅所写的评语相当简短,也很客气:“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如此而言,刘禅大概可以算作是一个中流之君。
    但是,陈寿的评语并不中肯。刘禅“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固然没有疑义,但所谓的“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却是未必。诸葛亮、蒋琬执政专权,并非出自刘禅本意,所以不存在刘禅“任贤相”之举。
    小说家言,刘禅大概有些弱智。不过这一点我们也无法在史书中找到任何佐证。刘禅如果并非弱智,史书自然没有相应的记载;假使刘禅弱智,“为尊者讳”,史书也不可能给我们留下任何直接证据。
    不过,虽然资料有限,综合起来,我们也还能较为清楚地看出:刘禅确实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君主,相反,他具备了成为一名昏君的所有条件。
    刘备的遗诏里面有一些耐人寻味的话:“射(援)君到,说丞相叹君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
    射援赶到永安宫面见刘备在诸葛亮之前。其时刘备已经身染沉疴,开始考虑后事了。刘备有3个儿子:长子刘禅,是年17岁;次子鲁王刘永,是年不到10岁(具体年龄不可考);三子梁王刘理。选谁作为继承人,对刘备而言是一个大问题。虽然刘禅年龄最长,早在建安二十四年即已被册立为汉中王世子,二十六年又被立为皇太子,似乎已是储嗣的不贰人选,但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刘备在临终之际,仍然存在着犹豫。
    鲁王刘永从成都来到永安,陪侍在刘备身边,就是一个信号。许多年后,刘禅听信宦官黄皓的诬陷,疏远打击刘永,使其“至不得朝见者十余年”,即是对这一信号的反证胭脂仙道枫。
    无疑,诸葛亮对刘禅“智量”有“甚大增修,过于所望”的赞叹,在刘备最后据以作出决定的诸多因素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刘备的犹豫昭示着刘禅在“智量”方面、在治国为政方面的不如人意。
    事实也证明刘备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刘禅亲政之后,太子家令(级别千石)谯周上疏进谏:“至于四时之祀蜂花檀香皂,或有不临;池苑之观,或有仍出,臣之愚滞,私不自安。夫忧责在身者,不暇尽乐,先帝之志,堂构未成,诚非尽乐之时。愿省减乐官、后宫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这份奏疏语气相当委婉,相当讲究进谏策略。在提出上述建议之前,谯周先极为肉麻地大大地赞颂了一番刘禅:“陛下天资至孝,丧逾三年,言及陨涕,虽曾闵不过也。
    敬贤任才,使之尽力,有逾成康。”如此我们也就可以想像得到:谯周所说的那些荒废祭祀、屡出游观、增设乐官、大造后宫之事的严重程度绝对不小。
    但是刘禅显然不是可以虚心纳谏之人。因为这份奏疏,谯周遭到了降职处分,徙为中散大夫(级别六百石)。
    宦官黄皓的出现也是刘禅昏庸的证据之一。
    黄皓的出现绝非偶然。自东汉以来,每当君权旁落权臣手中的时候,皇帝们总是自然而然地选择依靠身边宦官们的力量去和权臣们斗争。宦官们是一种缺失了最基本的人性尊严的畸形人,他们的生活永远离不开皇帝,皇帝就是他们的男根,就是他们的尊严所在。所以,皇帝和宦官之间的同盟总是能够一拍即合。
    刘禅也碰到了权臣。
    早在诸葛亮执政期间,黄皓就已经登上了蜀汉集团的政治舞台:“后主渐长大,爱宦人黄皓。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董)允上则正色匡主,下责数责于皓。皓畏允,不敢为非。终允之世王歌慧,皓位不过黄门丞。”黄皓想在蜀汉集团内部安插自己的亲信(辟佞慧),可能是刘禅的意思。黄皓之所以畏惧董允,“不敢为非”,并不是因为董允为人刚正,占据了道德伦理的制高点,而是因为董允控制着宫廷中的宿卫侍从。
    延熙九年,董允去世,黄皓马上由黄门丞升任中常侍、奉车都尉。黄门丞隶属于六百石的黄门令;中常侍品秩则贵为比二千石,“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
    黄皓究竟干了些什么不法勾当,史书没有明言,但我们可以窥见黄皓在刘禅统治后期的权势究竟有多大。《蜀书·郤正传》记载了郤正的明哲保身之道:“自在内职,与宦人黄皓比屋周旋,经三十年。皓从微至贵,操弄权柄,正既不为皓所爱,亦不为皓所憎,是以官不过六百石,而免于忧患。”郤正凭借其保身之道而“免于忧患”的明哲被陈寿如此郑重其事地记录在册,可见其不易。由此可知蜀汉集团后期免遭黄皓诬陷者当属凤毛麟角。
    黄皓的恶名在当时即已流播甚远。魏将邓艾灭蜀,进入成都,闻黄皓为人奸险,将收而杀之。黄皓“厚赂”邓艾左右之人,方才免于一死。
    如此林林总总,可见刘禅的的确确只能被归入昏庸之君的行列,千百年来,人们对他的定位并非冤枉。
    诸葛亮素有大志。早在隆中高卧之时,即“好为《梁甫吟》”,“自比于管仲、乐毅”,自诩为出将入相之才。同时诸葛亮还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欲望,宁为鸡头,不做凤尾。为了避开“饶士大夫”的中原政权,他宣称:“遨游何必故乡邪?”知道孙权能够重用自己但却不能尽己之才,他就拒绝了张昭的盛情邀请。
    这样一个对自己的才能极为自信,同时有着强烈的功业心的人,碰上了刘禅这么个能力平平、朱紫不辨的极有可能成为昏庸之君的老板,其无奈程度可想而知。以此而论,一旦刘备托孤于诸葛亮,令其执掌蜀汉政权的权柄的话,再想让诸葛亮日后松手放权,恐怕就很难了——在刘禅直接执政的情况下,无论如何披肝沥胆地对其加以辅佐引导,诸葛亮都不可能成就任何功业。一头绵羊领导再多的老虎、狮子,它也无法称霸山林和草原。
    当然,这只是对诸葛亮专权至死的动机鉴定的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不过却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一种。
    实际上,刘备临终之际的这句托付:“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并不一定就含有改朝换代的隐义,也可以如此理解:如果刘禅还可以,值得您辅佐他,就请您尽心尽力地辅佐他;如果他实在是不可救药了,您就撇开他,自行施政罢了。“自取”所取的也可以是蜀汉政权的实际管理权,而不是所有权。
    后一种理解似乎更为可能:刘备的觉悟恐怕还没有高到可以为了集团更好的发展而将自己披荆斩棘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打下的江山拱手让人的地步。
    对这句千百年来惹人争议不休的托孤之语,东晋史家孙盛颇不以为然:“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诲,如其非人,不宜起篡逆之途。”从史书记载的原文的字面意义上理解,这句托孤之语确实存在着孙盛所说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也许可以换个角度考虑一下,或者这句话本身并非刘备的原话呢?毕竟这句话当时没有写进任何文本之中,而只是出乎刘备之口,入乎诸葛亮之耳,许多年后才被陈寿记录在《三国志》中。
    一句赞扬之词经过多次转寄流传之后极有可能会变成一句损人之语,这样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何况政治生活中还充斥着谎言和编纂。
    正如孙盛所疑惑的,刘备似乎不太可能讲出这样没水准的话来开启“篡逆之途”。也许,当初病榻上的刘备的原话并非如此模棱两可
    09
    在诸葛亮的权臣之路上,两块最大的绊脚石就是蜀汉帝国年轻的皇帝刘禅和另一名顾命大臣李严。和刘禅相比,李严要棘手得多。刘禅只拥有帝国所有者的虚名罢了,没有任何实权;李严却不同,自从归附了刘备,他先后担任过郡太守、军队将领、尚书令等等实职,刘备遗诏,更是“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令其作为诸葛亮辅政的副手。
    有李严一日,诸葛亮就不可能完全地放开手脚,按照自己的施政理念治理蜀国。
    对于诸葛亮领益州牧、开丞相府、亲自南征这一系列动作背后隐藏着的权力分配方面的深刻含义,李严迟钝的政治头脑也终于在事后渐渐有所领悟。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李严和诸葛亮告别了最初的和谐相处,开始在明里暗里互相扯皮,互相陷害。
    总结起来,李严的回击措施大概有这么几条:
    第一,求为巴州刺史。蜀汉仅益州一州之地,诸葛亮领益州牧之后,等于变相地将蜀汉帝国全部控制在手。建兴四年,诸葛亮有意北伐,由于和江东集团之间已经重新确立了同盟关系,东面形势缓解,所以他想让李严分出一部分永安之军来替自己镇守汉中。李严趁机和诸葛亮讨价还价,提出“以五郡为巴州刺史”的分权要求。按照《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益州共九郡三国。
    李严要求划出五郡,另立一个巴州,自己来做刺史,其欲与诸葛亮分庭抗礼之意相当明显。
    诸葛亮此前种种动作,都是为了自己的集权,故而他当然不可能满足李严的这种“反动”要求。但为了北伐大局,诸葛亮也作了一些让步。是年,李严升任前将军。诸葛亮也不再要求李严一定要分军汉中,而只令他“移屯江州(今重庆)”,以知后事。同时,另派护军陈到驻守永安,仍统属李严辖制。江州距离蜀汉政治中心成都较近,李严欣然前往,在此大兴土木,筑造大城以为根据地。
    第二,要求开府。诸葛亮开了丞相府官署后,可以拥有一套名正言顺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人才班子,这对其专权极为重要。建兴八年,曹魏遣司马懿、张郃出子午谷;曹真出斜谷,20万大军三路伐蜀。形势危急,诸葛亮命李严自江州率军两万赶赴汉中,李严推托再三,旁敲侧击,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之事,实际上是想让诸葛亮同意自己开府。
    迫于无奈,诸葛亮再次让步,升迁李严为骠骑将军,同时“表严子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典严后事”,以示自己调李严离开江州并无他心。
    第三,撺掇诸葛亮接受九锡,进爵称王。此招极为狠毒。王与帝仅一步之遥,众所周知,按照当时的政治游戏规则,权臣称王通常就是篡位夺政的先兆。曹操才进爵魏公,就已经被荀彧看作一个相当危险的篡位信号了,何况称王。
    诸葛亮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权臣,蜀汉集团内部却没有人说他有不臣之心,这主要是因为他对权臣和忠臣之间的“度”把握得相当到位,如对刘禅的控制、大权独揽的方式、内部的人事变动等等,都笼罩着一层合情合理的外衣。一旦称王,就等于是打破了这个“度”,甩掉了这件外衣。届时,诸葛亮就极有可能成为蜀汉集团的全民公敌。
    诸葛亮很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在给李严的回信中,他如此意味深长地说道:“吾与足下相知久已,可不复相解!”“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10
    在维护自己的权力,和诸葛亮明争暗斗的过程中,李严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对他的政治生涯而言,足以致命。那就是,他不应该总是借助国事逼迫诸葛亮,以求从中取利。这是个极为愚蠢的策略(或者李严还自以为高明)。
    这种愚蠢需要经过对比才能看得更加清晰。诸葛亮借助南征之役插手军队的策略和李严借助北伐要求分权的策略形式虽然相似,但在本质上却恰恰相反。同样是在国事上面做文章,前者争权,但其方式和结果却有利于国事;后者争权万瀛女,其方式和结果却总是在扯国事的后腿。
    这样的差异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李严不可能斗得过诸葛亮。
    建兴八年,李严到汉中之后不久,因为连续的暴雨冲毁了入蜀的栈道,曹魏大军被迫撤退。但诸葛亮却没有再放李严回到他的老巢江州,而是让他和自己的参军狐忠(即马忠)一起“以中都护署府事”,将其变相扣留在了丞相府。
    建兴九年,诸葛亮再出祁山,令李严督运粮草。适逢秋夏之季,霖雨绵绵,道路泥泞,粮运不继,诸葛亮被迫撤退。李严恰恰就栽在了这次督运粮草的事情上。
    据《蜀书·李严传》的记载,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由于粮运难以为继,“平(李严)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佯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
    这段记载大有问题。其一,参军狐忠、督军成藩等人均是诸葛亮的心腹亲信,李严有意陷害诸葛亮,怎么会派他们前去“喻指”?其二,李严既然深思熟虑想陷害诸葛亮,又怎么会愚蠢到将自己的“前后手笔书疏”这些证据留在诸葛亮手里,授人以柄?
    随后,诸葛亮联名22名蜀汉重臣,公文上呈尚书(是时陈震为尚书令,兼卫尉),请求:“辄解平(李严)任,免官禄、节传、印绶、符策,削其爵土。”
    值得注意的是,在《蜀书·陈震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九年,都护李平坐诬罔废;诸葛亮与长史蒋琬、侍中董允书曰:‘孝起(陈震字孝起)前临之吴,为吾说正方(李严字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吾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可使孝起知之。
    ’”废徙李严的公文在程序上要经过陈震领导下的尚书部门,诸葛亮在这个时候让蒋琬、董允等人私下里就李严之事“可使孝起知之”,其用意相当不同寻常,值得深思。
    李严被废的过程虽然相当可疑陆军野战医院,但他遭到废徙的命运则是理所当然的马晓年。如前所说,李严在政治游戏中所采取的那些手段相对于诸葛亮,是极其幼稚和愚蠢的。同样拿国事做文章,诸葛亮能够做到既扩充了自己的权力,又推动了国事的进步。
    李严却恰恰相反欧亚斯密,不但既定的权力没有要挟到手,其拖国事后腿的行径反而将自己推向了整个蜀汉集团的舆论的反面。所以,蜀汉集团内部根本没有人为李严的废徙感到冤枉或者痛惜。
    建兴九年八月,李严被废徙梓潼郡的日子,也是诸葛亮的权臣之路达到顶峰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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